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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财经》杂志:荣智健的“红与黑”

发布时间:2019-12-01 02:55

  不过18岁,即使失去了创始人荣智健,它以后的路也还很长。但是,荣智健已经67岁,失去了自己用十八年时间打造的商业王国,很难再有下一个十八年。这位“红色资本家”的故事,似乎已经锁定在这样一个黑色的结局

  2009年4月8日,中信集团发布公告,同意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一职。以67岁的年纪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荣智健的心情可想而知,更何况,他还留下了100多亿港元的巨额亏损。

  荣智健辞职,相比他的公司中信泰富,世人更关注的是他的家族——荣氏家族未来的命运。荣氏家族兴起于20世纪初,那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碰撞最激烈的时代。从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到荣毅仁,再到荣智健,历经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家族的兴盛延续了近百年。阅读这个家族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人们往往能看到一个时代的沉浮和变迁。

  荣智健也不例外。1978年,荣智健只身南下香港创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这位“红色资本家”,却面临一个黑色的结局。

  2009年3月25日,在香港太古广场会议中心,荣智健出席了中信泰富的业绩新闻发布会。当时,荣智健也许已经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作为董事局主席,出席中信泰富的发布会。即使如此,面对记者的提问,“这次是不是中信泰富有史以来第一次亏损?”荣智健依然镇定地回答:“是的。”同时,他强调,他对中国经济有信心,2009年中信泰富一定会盈利。

  2009年4月3日,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及香港警方开始调查中信泰富,以确认公司是否有“做出虚假陈述”或者“串谋欺诈”等违规行为。五天以后,荣智健正式离开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的位置,跟随他一起离职的,还有追随他多年的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范鸿龄。荣智健的女儿、中信泰富财务主管荣明方已于此前被调离财务部,并降级减薪。有媒体评论,这是荣氏家族在中信泰富体系的全面溃退。

  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有一个铁矿项目,该项目总投资约42亿美元,很多设备和投入都必须以澳元来支付。当时的汇市普遍看涨澳元,看跌美元,为了降低货币风险,中信泰富于2008年7月签订了3份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这桩交易赌的就是美元兑澳元的汇率。如果美元持续贬值,澳元升值,则中信泰富赚钱;反之,则中信泰富亏损。中信泰富赌澳元升值,买入了90亿澳元期货,远远超出了公司的实际需求。天有不测风云!金融危机爆发后,澳大利亚的实体经济受到沉重打击,澳元兑美元持续贬值。然而,中信泰富只能以合约的规定,以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买下澳元,由此造成巨额亏损。

  2008年,因金融衍生品交易而亏损的中国企业不在少数,包括中国中铁、国际航空、东方航空、碧桂园,等等;中信泰富并不是唯一的一家。而且,荣智健毕竟是荣氏家族的第三代,前国家荣毅仁的独生子,他身上耀眼的“红色”映照香江两岸。即便如此,荣智健还是“下课”了。在他“下课”之前,某著名网站做了一个调查,有82%的人认为,荣智健应该辞职。总理也公开表示,对中信泰富发生的问题,内地和其他各个方面都不干预。“对于荣智健的黯然引退,香港媒体也没有给予同情,媒体上一片幸灾乐祸的声音。”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对于荣氏家族,的评价十分精辟:“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正是因为人民政府认可荣家的特殊地位,荣家才得以在解放后,在保留其“资本家”身份的情况下过着平安的生活,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之前。

  1948年底,大半个中国已经解放,“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上海不少商人纷纷迁居海外。1948年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套购外汇被“政府”判处缓刑,后交了100万美元才被释放。不久,荣鸿元就去了香港,最后远走巴西。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

  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1949年,荣智健7岁。在《荣智健传》中,他这样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我家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父亲出入乘坐别克,后来换了一辆奔驰300。连国外的亲戚都羡慕我家的生活,因为比他们还要优越。”1952年,10岁的荣智健第一次开车,开的是父亲送的一辆红色的英国敞篷跑车。

  1957年,荣毅仁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率先接受改造,把家族企业交给了国家,自己成了上海市副市长。这一举动为他赢得了“红色资本家”的称号。这一举动还意味着,由荣德生创办的荣氏家族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荣家不再是纯粹的商人。自此之后,荣家的所有商业活动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公私合营完成后,荣家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一些认识荣智健的人回忆,当时十六七岁的荣智健是上海有名的“荣公子”,他开着红色的英式敞篷跑车,请朋友去国际饭店、红房子吃饭。这些举动在当时非常扎眼。

  1959年,荣智健考上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离家北上。荣智健回忆大学生活时说:“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要艰苦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当时,运动席卷整个中国,吃排骨绝对属于奢侈享受。荣智健业余爱好也与众不同,是许多普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棒球。

  不久,“文化大”爆发,荣家未能幸免,荣智健也受到牵连。1966年,他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龚嘴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从未吃过苦的荣智健连续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才到达四川,当地的环境比他想象的还要恶劣。“虽说是做技术工作,实际上却是很艰苦的体力劳动,抬路轨、抬大石头、背75公斤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乡、高空安装高压电缆……经常吃的是四川人叫做红苕的地瓜。头一年,我基本上失去了自由,起居劳动都有人看管。”在荣智健卖力干活的时候,他的父亲荣毅仁正在北京的工商联大院里打扫厕所,荣毅仁甚至还自掏腰包买了盐酸,把厕所擦洗得干干净净。而此时,荣智健的堂兄、荣毅仁的侄子,1949年离开中国的荣智鑫正在香港经营美联烟草公司。

  “”时期的下放,是荣智健人生中绝无仅有的吃苦经历,空前也绝后。荣智健后来回忆起“”,总是说那段经历磨砺了自己的性格。无论如何,对于荣智健而言,“”是一段黑色的记忆。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百废待兴,国家要搞经济建设。荣毅仁、王光英这些著名的民族资本家‘重操旧业’。国家需要这些标签式的人物。他们的成功,是特定的历史时期造就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在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1979年,国家决定成立中信公司,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吸收并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进口先进设备,投资国内。和叶剑英都认为,由荣毅仁来主持中信公司是最合适的:荣氏家族有400多位亲属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大多都是工商界及科技界知名人士,同时,荣毅仁与政府的关系也非比寻常。中信拥有政府的全力支持和荣氏家族的影响力,成功也在情理之中。荣毅仁这位“红色资本家”,在为国家作出了贡献的同时,也延续了荣氏家族的繁华。“‘中信模式’是无法复制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说。

  “资本家”不再是罪恶的代名词,商人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父亲的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儿子荣智健也认为,还是商海更适合自己。于是他告别妻儿,揣着一张去往香港的单程通行证,南下去开拓自己的事业。荣智健成功之后,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我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 但是,回顾荣智健个人奋斗史中的几个关键节点,几乎都与父亲和荣氏家族脱不开关系。

  荣智健起家的资金就是家族提供的。荣家在香港有一些资产,主要是纺织厂的股份,这些股份的股息从1949年起就没有动用,因而积下了一笔钱,约有100万港元。1978年,荣智健用这笔钱与两个堂弟合资开办了爱卡电子厂。1982年,美国一家公司以1200万美元价格收购了爱卡电子厂,荣智健分得720万美元。荣智健登上财富生涯的第二级台阶,也借助了家族的关系,如果没有五姑父唐熊源的女儿唐芙生的介绍,荣智健不会认识在美国电脑业享有盛名的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他的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简称CADI)也就不会存在。从1978年到1984年,短短六年间,荣智健办了两家公司,并在公司行情最好的时候将所持股票套现,他的财富增值400余倍,超过4亿港元。有媒体评论说,荣智健这一阶段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家族传承和家族的关系,他本人也从中学到了商业游戏规则。

  真正让荣智健跻身富豪行列的,是加盟中信集团。在这里,荣智健将“红”与“黑”发挥到了极致。他在中心北京和金融中心香港之间频频往返,财富也在飞速膨胀。在一家国有企业任职,凭借个人持有的股份而四度坐上“中国首富”的宝座,荣智健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例。

  1987年,荣智健受聘担任香港中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提出的条件颇值得玩味,那就是,“用人制度自主”和“相当的权力”。从一开始,荣智健就打算把香港中信打造成自己的独立王国。香港中信归属于中信集团,荣智健的父亲荣毅仁——中信集团董事长同意了这两个条件。

  走马上任之后,荣智健开始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并购,被后人称为“收购香港”。荣智健的第一个收购对象,是当时刚上市成功的国泰航空公司。但是,这一计划遭到了香港中信董事会的反对。但是,荣智健不是一般人,他的应对措施干脆利落:北上北京,去找父亲荣毅仁。不久之后,国务院同意他的计划,还借给他8亿元做收购资金。1987年1月,荣智健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收购案。香港中信成为国泰航空第三大股东,那一年,荣智健45岁。

  从此之后,荣智健的行为模式变得有章可循:只要香港中信与他意见相左,他就绕过董事会,直接上北京。

  1990年之后,荣智健开始考虑推动香港中信上市。他使用了借壳上市的办法,借用泰富发展这个壳,最终成功。1991年泰富发展正式更名为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通过一次次蛇吞象的并购,中信富泰在荣智健的手中不断发展,从房地产、贸易到隧道、再到民航、发电……各种实业,包罗万象。但在欧美资本大鳄眼中,中信泰富只是一只“纸老虎”。据《荣智健传》记载:欧美商人们认为,尽管中信泰富拥有多家蓝筹股公司的股权,但其本身没有主营业务,而且投资经历尚浅,不适合作长线投资对象。外国人的不信任并没有妨碍中信泰富的发展。香港、北京,进可攻退可守,中信泰富愈长愈大,港人称之为“紫筹股”,即蓝筹股的外面,还蒙有一层红色。

  1996年,荣毅仁任国家。荣智健向当时的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提出分家请求,要求中信泰富的管理层获得股权。当时,在中信集团内部,没有人相信王军会同意荣智健的请求,但他们错了。最后,荣智健的目的达到了,以他为首的管理层获得了25%的股权,荣智健成为中信泰富第二大股东。时过境迁,王军曾对媒体坦陈,这次股份的出让,是他的“独断专行”。

  1997年,在股权变更的第二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荣智健的应对措施与以往一样:北上北京。中信集团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给了他10多亿港元。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这一次,中信泰富的危机也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 “紫筹股”中信泰富栽了大跟头。此时,母公司中信集团又一次扮演了“救世主”角色,把中信泰富扶了起来。但这一次,荣智健却没能稳坐高位,只能与自己创建的中信泰富挥手作别。

  事实上,如果从上市那一天算起,中信泰富不过18岁,即使失去了创始人荣智健,它以后的路也还很长。但是,荣智健已经67岁,失去了自己用十八年时间打造的商业王国,很难再有下一个十八年,他的故事,似乎已经锁定了这样一个黑色的结局。

  资深企业战略咨询师朱志砺撰文指出,背景决定前景,从一开始,荣智健的成功就与他的红色背景息息相关。同样,荣智健的谢幕,也与他的背景直接相关:他赚钱太容易了。荣智健的一系列收购活动,都有中信集团在背后“保驾护航”。在经营方面,他旗下的大昌贸易主营家电与汽车,主要市场就在国内,在批文、配额方面自然享有优先权。

  荣智健与李嘉诚的投资业务比较相近,都集中在能源、资源、电信、航运、基础设施等方面;公司性质也很相似,都是综合类实业投资公司。但两人的出身有很大差异。李嘉诚是“草根”出身,白手起家,深知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所以,李嘉诚的投资项目从战略布局到过程管理,都非常严谨。荣智健的战略前瞻眼光非同一般,但是,他是一个潇洒的“公子哥”,作风显然有别于“草根”李嘉诚,他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对于巨额亏损,荣智健甚至解释道:中信泰富财务董事张立宪未遵守公司对冲风险的规定,进行交易前也未经主席(是指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即荣智健本人)批准,财务总监周志贤未尽其监督职责,将这样不寻常的对冲交易上报提请主席关注。另外,据知情人士透露,负责公司财务的并非张立宪和周志贤,而是荣智健的女儿荣明方。他们父女如何运作这桩交易,外人自然难以知晓。总而言之,即使荣智健所言不虚,但上百亿元的交易,竟然无须董事局主席授权就能生效,荣氏企业的管理无序和决策盲动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出现亏损只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荣智健的错误主要有两个。第一,没有择机让荣家的资本完全独立。在1949年之前,荣家一直是纯粹的民营资本企业,与官营资本几乎没有任何瓜葛。荣氏家族对官商经济一直非常警惕。但是,荣智健没有继承这个传统。自1991年上市起,中信泰富基本上是荣智健的天下,外界也将中信泰富看做是“荣氏企业”,他本人也只有在公司遇到危机时,才想起公司真正的主人是中信集团。“荣智健刚刚到中信任职的时候,中信的掌舵人是他父亲荣毅仁。后来,王军出任董事长,王家和荣家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所以,1996年,荣智健才有机会获得那么多的股份。但是,2005年荣毅仁去世,2006年王军卸任,荣智健在中信体系内所能动用的资源已经越来越有限,他基本上丧失了资本独立的机会。”吴晓波说。

  第二,“荣智健不懂。”吴晓波认为,荣智健实际上选择了一条相对简单的商业路径,“他从香港起家,主要的经营活动都在香港和海外进行,对中国的商业环境、政商关系根本不了解。但是,他背靠的中信集团却是国有企业。像他这样,赚钱在香港,出了问题,又要中信解围,成功确实很容易,失败也很容易。”

  荣智健的突然谢幕,引发了人们对荣氏家族的关注。“一个家族的百年背影”,有媒体以此为标题撰写荣智健和荣氏家族的故事。荣氏家族会就此衰落吗?“富不过三代”的魔咒难道真的如此灵验?

  “在荣氏家族的历史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荣家是纯粹的民营企业家;在此之后,荣家的身份和地位要复杂得多。”郑也夫教授认为,荣氏家族企业早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就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中国政府要借用“荣氏家族”这块金字招牌,才起用荣毅仁创建中信集团,后来他又成为国家。荣智健在香港的发迹,主要是受父亲的庇荫,而不是家族的传承。

  “之所以还把荣家与中信等同在一起,是人们还留恋这种家族传奇。但对企业来说,荣智健的离去是一种必然。如今依靠头面人物来为大企业牵头的时代早已结束了。”学者傅国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百年家族岂是区区100多亿元的亏损就能击倒的?荣智健本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荣氏家族势力的衰落,荣氏家族支脉繁盛,像荣智鑫、荣文渊,等等;不少人都事业有成。”吴晓波有着不一样的观点,“而且,虽然荣智健的财富缩水33亿美元,但是,他仍然持有中信泰富11%的股份,只要不涉及刑事纠纷,仍然有可能东山再起。”

  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职后,荣智健对中信泰富的态度也随之发生改变。2009年5月,市场传出消息,荣智健以每股11.95~12.20港元卖出6000万股中信泰富股权,最多将套现7.32亿港元。

  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荣智健持有中信泰富4.06亿股,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占总股本的19.12%;中信集团持有中信泰富6.359亿股,为第一大股东,占总股本的28.747%。

  荣智健在2005年12月5日获得1亿股认股权,可以在2008年12月5日至2010年12月4日期间,以每股20.50港元的价格行权。外界认为,并不排除荣氏进一步将中信泰富彻底改制为家族企业的设想。但根据中信泰富2008年报显示,在2008年年底的外汇衍生品巨亏丑闻后,荣智健放弃了这部分认购权。中信集团注资后持股比例从29.4%扩至57.6%。而荣智健的股权则被稀释到11.53%,此次荣氏再次低价抛售,其持股比例将进一步下滑。

  资料显示,中信泰富总股本60亿股,此次抛售比例正好为公司总股本的1%,此次抛售之后,荣氏在中信泰富的持股权重将下降至10.53%。

  荣智健此举耐人寻味,他的行为引发了三个猜想。第一,荣智健是否会继续减持?第二,荣智健是否看好中信集团接手后的中信泰富?他与中信集团之间是否发生了重大矛盾?第三,作为一个被调查的富翁,突然套现7亿多港元的用途是什么,赔款或者保金或者补其他投资的漏洞或者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