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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经》杂志封面报道看期刊特色

发布时间:2019-11-07 23:34

  封面报道是期刊媒体新闻价值的体现,杂志在做封面文章时必须考虑到其新闻价值,凸显其编辑特色。《财经》作为一本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与现代市场经济进程的财经类刊物,从创刊到现在始终秉承“独立、独家、独到”的编辑理念,以权威性、公正性、专业性的新闻原则,及时报道、评论影响中国与世界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和焦点人物,被读者称为“有使命感的媒体”。其领衔栏目“封面报道”因深度报道堪称具有史实记录价值。

  《财经》杂志在其发展历程中,1998年4月至1999年4月、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这两个阶段的封面报道极具特色,前者是《财经》的创立元年(初为《证券市场》周刊月末版),胡舒立任主编,首次提出“大财经”概念;后者为胡舒立正式辞去主编的前一年,2009年11月9日出版的《财经》意味着该杂志的“胡舒立时代”的终结。分析、探寻《财经》这两个阶段封面报道的编辑特色,对于其他财经期刊的经营大有裨益。

  作为一本经济类杂志,《财经》封面报道主要是以经济领域内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为主。1998年4月的创刊号以一篇《谁为琼民源负责》在财经类杂志中打响了第一枪,被业内人士称为“刚生下来就成熟地长着胡子”,显示了其创刊伊始的不同凡响。

  《财经》杂志的封面报道从题材方面分为新闻、经济新闻、法律新闻、公共事业新闻四类。1998年4月至1999年4月,其封面报道的题材以经济类居多,总共有11篇,占总数的11/13(本年度总共有13篇);其次为公共事业新闻,总共有2篇。这与《财经》当年作为《证券市场》月末版是分不开的,它延续了《证券市场》的关注焦点,从其创刊号的封面报道《谁为琼民源负责》就能窥出一二。而《2140亿,好个粮食窟窿》、《切开“中国电信”》则表明了《财经》对垄断行业的关注,显示了它对中国经济变革的重视。可以说,《财经》杂志以对“证券市场”的深度报道开启了其关注经济制度变革和市场经济进程的办刊之路。

  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财经》封面报道的题材发生了变化。从下图中可以看出《财经》杂志在这一段时间封面报道仍以经济类居多,总共有17篇,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一时期的封面报道一共有27篇),但是相比1998年4月至1999年4月这段时间,纯粹经济新闻类文章已经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而新闻及法律类新闻方面报道的文章有所增加。在类新闻中最有名的要数《石首的愤怒》,报道了地方政府与当地群众多年积怨的一个集中性爆发,引发了一场关于“非化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大讨论。

  概而言之,在1998年4月至1999年4月、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这两个时间段,《财经》的封面报道题材都是以经济类新闻为主,这与其创刊初期的市场定位是分不开的。但是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其后来的关注点已经扩展到了、法律、公共事业等领域,《财经》杂志正在积极努力地实现胡舒立提出的“大财经”梦想,这使它的报道超越了经济新闻的范畴,不仅仅局限于资本市场,还将新闻视野扩大到所有与经济生活相关的领域。如1999年4月5日出版的杂志上刊登了《挑战中国电信》,这是继1998年12月1日刊登《切开“中国电信”》后,《财经》杂志再次对垄断行业给予关注,在其创刊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能将报道范围拓展到电信等垄断行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如果就新闻报道的关键词看,从1998年4月至1999年4月、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这两个时间段的《财经》封面报道可以梳理出证券市场、公司、企业、财报、银行、垄断行业、弱势群体、公共安全、人物、楼市等。如下表:

  可以看出,自《财经》杂志创刊以来,新闻报道的内容日趋多元化,其关键词经历了一个由最初的小众化主题“证券”到大众化主题“民生”的发展。报道面的选择不仅仅局限在传统意义上的财经领域,除了传统的金融市场、资本和银行领域,《财经》杂志还将报道触角伸向了与经济活动相关的诸多民生题材。如关注弱势群体的有《农民工失业调查》,关注楼市发展的有《楼市 V型虚实》。从下表明显可以看出《财经》杂志在创刊第一年里,关于证券市场的报道有三篇,但是经过10年的发展,其关于证券市场的报道已经在逐步减少,并且在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这一年中刊载的27篇封面报道里没有一篇关于证券市场的报道,这是非常值得研究者注意的一个问题。

  创刊之初,《财经》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大力探讨发展存在的问题,其开篇之作《谁为琼民源负责》更是为业界津津乐道;在金融领域的报道上,《财经》杂志也有不俗的报道,如《银行信誉遭盗卖之后》。在依靠一批揭露性文章获得业界认可、读者好评之后,《财经》杂志的经营状况也日趋改善,它将目光定得更远,开始更多地追逐“大财经”梦想,政策性报道与社会新闻开始走上了《财经》的封面,一方面是为了配合中央的重大经济改革战略决策的趋势性分析报道,如《想象金融新秩序》、《需要怎样的IMF》、《货币宽松到何时》等,这些报道往往都是重大的、决策性、牵涉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一经报道,能够引起社会的广大关注,有时候甚至可能会影响政府的决策。此类政策性报道的增加,反映了《财经》杂志正在用一种全局性的眼光来看待财经新闻报道,非常重视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对某个特定经济行业现状能够进行全面剖析,并提出前瞻性建议。这也正是其能够成为同类期刊翘楚的主要原因。

  《财经》杂志的封面报道多是由一组不同文体的报道组成,主要是主稿加评论,这是《财经》杂志封面报道特别注重的一点。在报道方式的选择上,这些文章可谓多样化,有的是调查性报道、背景资料分析与评论结合,如2009年第22期封面报道《想象金融新秩序》;有的是专访加评论,有论有述,一方面保证新闻报道中客观性与真实性原则,另一方面可以恰当地表达《财经》杂志自身的观点,同时还能引导读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如2009年第5期封面报道《上海文广突破》就运用了这种方式,该期封面报道由主报道加评论组成,主报道详细地介绍了上海文广转企改制历程,并指出转企改制上海文广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并追问上海文广还能走多远,而评论则深刻地揭示了上海文广改制的实质及瓶颈——上海的改革更注重的是“企宣分离”,但也只是有限分离;有的则采用图片报道与文字报道相结合的方式。如2009年第9期《“后三峡”挑战》,配发了三峡地质图,以及三峡大坝图和移民搬家图等,极大地冲击了读者的视觉,同时还运用图表来表示数据,增强了报道的直观性,使读者对“后三峡”问题有了一个明晰的认识。

  在新闻叙事手法上,《财经》杂志多取法新闻理论中的“华尔街日报体”,即采取讲述故事的方式来展开新闻报道。首先以一个具体的事例(小故事、小人物、小场景、小细节)开头,然后再自然过渡,进入新闻主体部分,接下来将所要传递的新闻大主题、大背景和盘托出,集中力量深化主题,结尾再呼应开头,回归到开头的人物身上,进行主题升华,意味深长。例如,2009年第11期封面报道《千人“癔症”背后》开头的新闻叙事充满故事性,使用文学手法描述了一个“癔症”患者的病危状态和他父亲的事后心有余悸的叙述,既吸引读者,又极富悬念。这种讲述故事式的新闻叙事,使原本平面化的新闻报道变得立体而丰满,极大地丰富了新闻报道的魅力,也通过极具人情味的文字把平凡的题材变成深刻的话题,增强了新闻的人性化感染力。毫无疑问,这样的新闻叙事方式提高了《财经》封面报道的可读性,深受读者喜爱。

  《财经》杂志的封面报道因其重要,往往成为每一期的招牌,成为全刊焦点并起到提升受众关注度的作用。从选取的样本来看,该杂志的封面报道大多被安排在整本期刊的中后部版面,这样的编排位置往往体现了“封面即焦点”、“以点带面激活全刊”的编辑意图。其中2008年第19期甚至将封面报道安排到100页,本期总页数为156页。这样,封面报道可以发挥承前启后、带动全刊的焦点作用,成为《财经》内容的重中之重,2009年第23期的封面报道从76页开始,而该期杂志总页数为144页。但也应注意的是,当封面报道分量不够时,往往会产生整期杂志失衡的感觉。2009年第15期封面报道《货币宽松到何时》排放位置则与往常大相径庭,从32页开始,本期一共是118页。若是延续以往风格效果可能会更好,可以放于《经济全局》专栏后面,即60至70页左右,这样也能与上一个栏目形成对应。

  而在目录安排上,封面报道的目录是单独拿出来的,并选用一张相关图片作底,放在目录页最为醒目的位置。如2009年第9期封面报道目录图片以一个步履沉重的男人肩负一个大背篓迈向一辆货车为主题,背景是三峡大坝,文章目录则放在了图片的左上角。2009年第23期的封面报道目录图片以两个受害者身上的伤疤为主题,图片一分为二,一个定格在受害者的背部,另一个则强调受害者的面部疤痕,但是风格却是统一的,强调的内容也是一致的。为了保证整个画面的协调性,目录则居中摆放。

  总之,《财经》杂志在编辑封面报道时,无论题材内容、报道关键词,还是报道形式与编排位置,都有其独到之处。这使得文章本身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之外,又增加了诸多吸引读者眼球的亮点,很值得我们总结和探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题材内容的“大财经”拓展、报道关键词的“民生”大众化趋势,以及报道方式上新闻叙事的多种文体和编排位置上凸显焦点性。 这些特色和亮点使《财经》杂志从最初的单一证券新闻媒体逐渐成长为一个围绕经济生活热点、焦点与难点,联系高层与民间,兼顾精英与草根,为民生发展扮演“财经智库”的主流媒体,受到社会的尊重与赞扬。这样的风格与特色,对我国众多财经类期刊的经营与发展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