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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奖学金班学习体会

发布时间:2019-11-07 23:34

  2008年3月1日至5月31日,在大众报业集团编委会的推荐和支持下,我有幸申请到财经杂志奖学金项目,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脱产学习。三个月中,我目睹了未名湖冰雪的消融,朗润园里次第盛开的花朵,还有主席视察北大当日的满天飞絮。声名贯耳的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名字,从亚当·斯密、凯恩斯、索罗斯到、林毅夫,让我重新了解到,原来经济学研究是一门如此广博、深厚而又复杂的学科,堪称奥妙无穷。与当初所想之不同,在北京三个月的生活,并不是实践,而是聆听。

  位于未名湖北边的朗润园,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的所在地。在这里,我接受了全新的知识和思维:林毅夫教授主张的“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周其仁教授强调的“制度和交易费用”,胡大源教授关于统计经济学的系统授课,以及陈平教授独辟蹊径的“混沌经济学”理论,在我脑中初步搭建起一个经济学分析框架。

  此次财经杂志奖学金班的课程安排了两门必修课:经济学原理和中国经济专题;选修课六门:公共财政学、货币金融学、新制度经济学、领导学、管理沟通与谈判。与往届奖学金班的不同之处是,此次必修课科目精简,选修课科目增加,并且安排了更多的专题讲座。目的是给不同专业背景的学员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或者说根据每个人报道的不同侧重点就某一方面深入学习,系统地强化理论基础。

  CCER给我们10名学员派出了“超豪华”授课阵容。必修课之一的中国经济专题,由时任CCER主任的林毅夫教授担纲主讲。尽管之前就对林毅夫的《中国的奇迹》一书早有所闻,但当面聆听他从比较优势角度经济,仍然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从本国资源禀赋结构矛盾出发;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是在资金条件缺乏的情况下,选择资金密集型优先发展战略,这必然导致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之前采访中观察到的看似互不相干的印象片断,在每周五晚上林毅夫的课堂上被一根强有力的逻辑链条串联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理解了目前很多经济现象和现行制度的历史来源和演变过程。

  更重要的是,林毅夫教授在授课中不断强调的两点:知识精英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图强复兴的科学方法,重新激起了我们这些经过多年社会磨洗的记者编辑们内心的使命感和。

  另外一门必修课经济学原理由CCER的卢锋教授讲授,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门能够迅速用于工作实践的获益最大的课程。拿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话说:“请最好的老师教你们ABC。”卢锋教授给出了一个连贯而系统的运用经济学原理对当今经济现象进行观察和思考的方法。课上,卢锋教授总是结合最新的经济现象,如能源涨价、粮食涨价、CPI飙升、汇率连降等,引发课堂讨论,然后让我们在讨论中总结、梳理,并形成模型或结论。这些训练,锻炼了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除此之外,CCER和BiMBA的其他知名教师如李玲教授、胡大源教授、杨壮教授、周其仁教授、姚洋教授等也给我们开设了专题讲座。

  胡大源教授在治学上的严谨,使我获益匪浅。他讲授的经济学统计分析系列讲座,全部都是以知名媒体的日常报道为实例,随手举出的媒体报道中出现的差错例子,令人心惊肉跳,使我懂得,在以后的工作中使用各种渠道来源的统计数字时,应当小心慎重。

  周其仁教授非常平实。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一直秉承要让经济学理论出自真实世界并回归真实世界,因此他一年中有七八个月都在实地做研究。而且,无论多么繁复的经济学知识,他都能以平实、浅显的语言给我们说清楚。听他讲课,让我从内心深处觉得,其实周其仁就是一个最好的财经记者,因为他最大的两个特点就是:到实地去调研,语言深入浅出。

  整个课程安排中,经济学知识、财经报道、管理学的课程比例大致是6:3:1。CCER安排的管理学课,让我有一种惊喜的感觉。俗话说,认识自己最难,杨壮教授的课恰好帮助我们了解了自己的性格倾向,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汪丁丁教授的讲座,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观察维度,开阔了大家的眼界。我体会到,观察转型中的中国,需要从经济、、文化等更宏观的层面加以关注。三个月很短也很长,专家和老师们广袤的视野和深邃的目光,让我明白了全球经济的互相交织和融合中,中国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今后又将站在什么位置,中国目前的优势和劣势。这些知识必将在我今后的报道中大派用场,它会产生正外部性,会从我这儿溢出给读者。

  朗润园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古建筑。每天在这里上课,要跨过红门,绕过绿门,转过拱门,内心深处的一扇门也随之慢慢开启,仿佛这儿的庭院隐藏着一种魔力。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结束时,我发现自己最大的收获,不仅是梳理了经济学知识,还重塑了自己的新闻观,明确了作为一名财经记者的社会责任。

  在申报奖学金班时,我曾提交了一份学习计划书,当时是这样写的:“希望能尽可能多地获取财经记者所需的知识和技巧。”

  第一次与林毅夫老师接触,他就说:财经媒体的正确引导,对正处于转轨中的中国经济非常重要。这需要财经记者具备专业的经济学知识。但经济学不是教条的概念,不应拘泥于专业知识和理论,而是要掌握一套正确的分析方法和框架。

  当时的我,并未完全理解林毅夫老师的深意,随着学习的进展,才逐渐对此有了新的思索:知识与技巧固然重要,但如何使用这些知识与技巧以及使用目的何在,则更为关键。

  周其仁对媒体记者期许颇高。在他看来,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包含各种矛盾的新现象层出不穷。描述、解读、研究这一个个现象,是了解中国转型进而推进中国顺利转型的最佳途径。与经济学家相比,记者天然具有职业上的优势,接触到的各种现象、事实要多得多。记者最后真正能留下来的,还是那些及时捕捉到新现象,并说清楚事实和本质的作品。

  这常常令我扪心自问:做记者时是不是太浮躁,在还没有搞清楚事实是什么的时候,为了吸引“眼球”,就抛出了新闻?是否因为新闻带有的功利性,而忘记新闻必须揭示事实的本质?在浮躁与功利的环境中,如果记者随波逐流,仅靠知识与技巧带来的“专业”报道,价值究竟何在?

  踏着残冬的雪来,听着初夏的雨走。三个月,是对我的思想、性格重新进行洗礼和升华的三个月,足以在我生命的轨迹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和周围一些同行讨论,在进入新闻业几年后,即使还怀有最初的新闻理想,也会感到消褪,无奈伴之而生。

  也许有人会说,谈新闻理想也是规则内的,不谈也罢。但以人为镜,才可以知得失,这应该是一个反复思索的命题。

  胡舒立主编在斯坦福大学读完发展经济学回国时,有许多投行、跨国公司向她伸出“橄榄枝”,但她毅然放弃了高薪、高职,创办了财经杂志。其间也经历挫折无数,但促使她选择并坚持下来的主要原因,在于最初的新闻理想,或是说对新闻职业的。

  时至今日,胡舒立的依然不减。学习期间,我们曾几次到财经杂志社听讲座或参与讨论,都是中午午餐时间,二三十人围坐一圈,买上肯德基或比萨饼等快餐,就这样边吃边听边讨论,有一次谢国忠来主讲资本市场,也是边吃肯德基边讲课。舒立主编也像年轻记者一样,热烈地提问和争论,很多火花正是在这种讨论中迸发出来的。现在,这种“午间会谈”已是财经杂志一种特有的文化。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这种频繁的培训和讨论,有助于使大家时刻保有对新闻的和敏感。

  另外,财经杂志派出记者采访,有时可以花上一两个月的时间,除了杂志周期长的原因,也和他们的考评机制有关。财经杂志的采编人员并没有每月的基本任务,但要求一年下来,必须有几篇能让大家记住、引起社会反响的“像样”作品,有专门的委员会为其打分,出色的加薪,差的减薪。和财经杂志的记者们私下接触时,发现他们采访时总是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去和采访对象打交道,事无巨细,争取熟悉每一个细节,仿佛永不搁浅。一位记者对我说:“等提炼出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之后,常常觉得所有的力气都已用尽。”反观自己,一年之中又能写出几篇这样的作品。我想,能享受用尽所有气力写出一篇稿件后的纯粹感,应该也是一件令人陶醉的事。

  值得一提的,还有财经杂志的编辑中心制:在内容生产的过程中,完全是以编辑为主导,编辑与记者全程互动,从前期选题策划,到采访提纲的设计,初稿完成后的修改、加工,都渗透着编辑的思想。

  此种模式有助于培养融洽协调的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这是其在采编队伍建设上主要的可取之处。事实上,财经杂志的待遇在媒体中只算中等,并不很高,留住人才主要的“法宝”就是团队精神。他们的采编人员评价团队时,经常会提到,在财经杂志的人际交往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每个成员都很诚实、敏锐、透明、简单、容易沟通。我想,正是这种良好的氛围,成就了一批年轻、有理想、有才华、能吃苦、有着相同新闻理想与精神的新闻人。

  或许我讲的新闻理想很空,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言。不过,有句古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我也会向着自己最初的彼岸,用手中的笔表达政情,追求对的报道,为公众带来福祉,促进社会进步。村上春树曾说要在30岁左右一定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我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向村上君看齐。